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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法治根治游民文化是纪念王学泰最好的方式

时间:2018-01-12 14:55:03 来源:本站 阅读:3238404次

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

今天上午,突然接到友人电话,称王学泰先生早上去世。我半晌没有反应过来,当即拨打王先生家里电话,却显示关机,手机号显示为空号。稍后询问友人,他打通了王学泰先生夫人的电话,王先生的女儿告知消息确实,在电话中泣不成声。

我与王先生认识于2004年6月进入《新京报》之后,因为工作关系,我曾几次采访他并向他约稿,例如,请他撰写过余英时著作的书评和纪念顾准的稿子,并请他撰文评述过牟宜之的诗歌。此外,我还邀请他为书评周刊的年度好书颁奖。记得那一年《顾随全集》获得好书奖之后,我从首都图书馆送他出来,王先生对我说,希望我们能够送给他这套书。遗憾的是,因经费问题,单位没有满足他这一心愿。

2015年8月我入职凤凰网之后,我及时通知了他,并继续向他约稿和采访。每次采访王先生,我总是和他放开了谈,而他也毫无保留。自然,这样的采访不可能以完整的面貌发表,但王先生体谅我的苦衷,从不斤斤计较。除此之外,在一些学术会议和活动中,每年总要见到他几次,因他身体不好,常常有素食多年的夫人陪同。遇到一些学术上的问题,我经常打电话向他讨教。王先生有午睡的习惯,只要避开这个时间打给他,他总是非常热情,打开话匣子之后滔滔不绝,而且问一答十,屡屡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及触类旁通之得。

近一两年,王先生身体变差,我和他见面也少了。在谈及我2015年离职的不愉快时,王先生以过来人的眼光劝我,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,不必太放在心上。我一直很关注他的身体,他说,“年纪大了,有些零件已经坏掉了。”2016年,我曾约请他写过一篇关于告密的文章,他交稿后发表于凤凰网评论的首席评论员栏目。我同时约请他另写一篇游民与爱国主义的稿子,但是王先生拖到10月份后,说是身体欠佳,未能完成。

在王先生身上,我从两方面受益,一是学术,一是处世。王先生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,尤其以游民文化而著称,有人将他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先生的士文化,吴思的潜规则并成为当代三大人文发现。他的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2014年由汉唐阳光修订再版,之后几次加印。他总结了四条游民性格:第一,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,希望天下大乱,他才能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。第二,有主动进击精神,主动向别人进攻。第三,只讲敌我不讲是非。《水浒传》中,同样的事情比如劫道,梁山好汉(包括梁山系统的)做了就是对的,其它山头干的则是伤天害理。第四个特征是,游民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,也脱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,而当时又没有其它文明的存在,因此,游民更趋向返回原始的野蛮。他曾说,游民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,对原则不相信,他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。游民意识在我们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的表现,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。他希望农民工能够在打工的城市安家落户,政府出台一些政策和措施,不要让农民工变成游民。

除了对游民的批判,王先生还对统治者的游民意识高度警惕,他曾对我说,两千多年来,统治者折腾来折腾去,一治一乱,乱时思治,人们不懂得这“治”正是“乱”的前提,因为皇权专治完全忽视了个体存在的价值,个人追求被压制了。“治”“乱”的循环,民众麻木了,压迫至极导致的“乱”也是缺少目的的乱,除了杀人放火、摧毁社会积累的物质财富、精神财富外,很少有其它追求。直至近世欧风东渐以后,造反才逐渐有了目的性。他曾几次对我说道,统治者的游民意识,最典型的就是“我走后,那管他洪水滔天”。

除此以外,王先生著有多部古代文化研究著作,他批评儒家论到君子和小人时说,儒家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使用了双重标准。王先生爱读书,曾出版一本《坎坷半生唯嗜书》,讲述自己读书的经历和故事。

在为人处世方面,于我而言,王先生更多的是身教。他处世淡泊,对于名利没有过多奢求。王先生曾经遭遇运动劫难,早年被打为“反动学生”,后来作为“现行反革命”狱囚,1975年3月-1978年10月被关押于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,其后著成《监狱琐记》一书,详述这段经历。对于这些,他在对我讲述时语音平和,没有激愤的情绪和过多的控诉。在我看来,仔细阅读他的游民文化研究和《一蓑烟雨任平生》等著作,不难想见他的心态和关切所在——他希望自己经历的历史悲剧永不再来,并以游民文化研究分析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。在记录和分析自己悲剧产生的原因时,他以知识人的良知表达着自己的公共关怀。

在此意义之上,以法治根治游民文化,是纪念王学泰先生最好的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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